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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6日，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在广州正式成立。联盟成员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商会、协会、学会等331家单位。联盟组建了由23位院士牵头的专家委员会，成立了包括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前沿技术等11个专业委员会，构建了一个跨领域、多层次的产业协同、产学研合作平台，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联盟成立大会上发布的《AIR珠江指数报告》显示，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已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广东、北京同处第一梯队。浙江、江苏、上海构成第二梯队，长三角区域协同优势显著。第三梯队(四川、安徽、重庆)与第二梯队发展差距并未明显拉大。而联盟的成立，将为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 聚势赋能，激发产业创新活力 联盟成员中，民营企业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联盟成员单位华为、腾讯、商汤、小鹏、逐际动力、金山办公等民营企业持续引领技术创新，推动产品升级，有力促进了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研发具有复杂性与前沿性，需要持续投入资金用于算法优化、模型训练、算力提升以及数据采集等关键环节。为充分支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企业开展技术研发、应用场景拓展工作，成立仪式上，广东省智能产业基金正式启动，目标规模100亿元，首期募资20亿元，旨在重点支持AI大模型、智能机器人、芯片半导体等核心技术研发，推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垂直场景应用，加速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信息平台正式上线，建立动态更新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信息共享机制，为行业提供技术转化、项目合作等精准服务。 固本强基，强化基础支撑能力 联盟成立至今，始终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发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战略决策，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结合广东省发展实际和产业需要，助推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联盟7月成立的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已启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及解决方案征集，将推动场景资源开放和新产品、新技术应用，打通技术研发、场景验证与产业落地的全链条。8月启动建设的广东省具身智能训练场将为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智能算法泛化及实训工作提供基础支撑。 深化协作，推广产业创新成果 为推动产业对接及成果展示，联盟积极对接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知名展会，组织成员单位共同参展。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联盟携手华为、腾讯、大疆、优必选、云天励飞等近20家民营企业成员单位集中亮相，展示昇腾AI、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等创新成果。在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北京)中，联盟与广东省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以及优必选、乐聚机器人、帕西尼、奥比中光、道通科技等单位共同出席，展示工业搬运、具身智能、多模态交互等场景化应用。 在第22届深圳国际电子展暨嵌入式展中，联盟成员单位广东省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以及逐际动力、大寰机器人、兆威机电、鑫精诚传感器、帕西尼感知科技等共同参与，展示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创新成果。 引领发展，打造产业创新标杆 作为国内机器人产业的主要集聚区之一，广东已形成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为核心，珠三角协同发展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格局，涌现出一批具有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企业。围绕产业突出的创新项目与成果，联盟持续开展行业大赛及征集活动，打造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广东范例”。联盟指导的“AI启未来——人工智能优秀应用案例征集活动”将发掘业内技术强、业务优、质量高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标杆项目，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第九届“创客广东”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将推动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与转型升级，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同时，联盟发起的2025年度广东省卓越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奖(XAIR奖)，将评选在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基础研究、技术创新、科技成果推广及产业化等方面具有显著创新性的项目，形成示范带动作用，引领产业发展方向。 勇立潮头，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踏浪前行，勇立潮头。广东正持续建设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打造高质量发展引擎。为汇聚最优资源、集聚最大力量，着力构筑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新支柱，联盟将于12月主办“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大会暨首届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能大赛”，打造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球的政产学研用商一体化高端交流平台，并通过“以会促赛、以赛兴业”模式，加速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突破与产业融合，助力广东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领域实现更大发展。 岳桐 (“统战新语”微信公众号)--> 【编辑:刘阳禾】
“永定河是北京母亲河。”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地理学者朱祖希连续5天在《北京晚报》发文，首次明确提出了这一昵称。 北京城的故事，从永定河边的一个渡口开始。 择水而建本是城市生长的天性，可这条母亲河却与城市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从地图上看，永定河并未如寻常河流般“穿城而过”，而是“绕城而走”，城市在其左岸的土地上向东北不断拓展。历史如此发展，与这条河恣肆不羁的“脾性”有关。--> 自春秋战国以来，城市的主体水源从未离开过永定河及其故道遗存所形成的水系，它像毛细血管般渗透进城市肌理，馈赠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患的威胁。 曹魏时期，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戾陵堰和车箱渠就已出现了。此后，金代开金口河，明清不断加固堤防，人们试图变水害为水利，探索河流与城市之间共生之道。但这绝非易事。 因河建城 “北京城几千年生生不息，是谁哺育了它？我认为是永定河。”朱祖希以数十年为古都寻根的研究为证，作出这样的判断：“没有永定河水的滋润、流淌，就不会有北京城的昨天和今天。”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是中国古代城市选址与水利规划的经典原则，也诠释了北京城最初的位置。 永定河冲刷出的冲积平原与孕育的天然湖沼，给北京城的起源提供了丰沃的自然基底，而水陆交通线的交叉点又最易从聚落崛起为城市。理论上，卢沟古渡附近与西山距离不远，又有临河之便，应当成为城市发展的理想起点。 但事实却不尽然。夏秋泛滥成灾的永定河，迫使古人不得不另觅他处。 “就像母亲孕育孩子，永定河对北京的滋养在早期体现得更为直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王洪波指出，在商周时代，古永定河出山后分为南、北两支，其中北支经过今天的八宝山之北、前门向东南流，而南支则经过今卢沟桥也向东南流，两条支流汇合于今马驹桥附近，在两河之间的一处长形高地上，诞生了北京城最早的样子——蓟城。 如今，在广安门外的北京滨河公园内，有一座蓟城纪念柱，是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而建，正面上方镌有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所题的16个汉隶大字：“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 据侯仁之论证，三千年前的蓟城，就是依托莲花池水系发育起来的。而莲花池源自永定河的故道，又接收了它源源不断的地下水补给。 除了水源，永定河流域的森林，也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燃料、建材。不过，与孕育并存的，还有威胁。古人发现永定河流量年际变化大，极易改道泛滥，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开始迈出改造永定河水系的第一步。 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始于曹魏嘉平二年(250年)。 彼时，驻守幽州的镇北将军刘靖在实地考察永定河流势后，在石景山附近的永定河分水处修建戾陵堰，并开挖引水口和车箱渠，将河水东引，作为蓟城周围农田的主要灌溉用水。 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据《刘靖碑》记载，戾陵堰的堰体结构是用装满大块卵石的‌荆条笼排列而成的，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步，因在戾陵附近而得名。在河流北岸又修建水门，门宽四丈，还建造了十丈长的辅助水坝。遇到山洪暴发时，洪水就顺着拦水坝向东泄流，而水流平缓时，河水就从水门向北流入渠道。 一组数据更能说明书改造带来的变化：每年可灌溉农田两千顷，总计灌溉区域高达一百多万亩。充足的水源将旱田变为水田，产量也随之大幅度提高。 但这并未改变永定河“善淤易决”的特性。戾陵堰修成以后，曾多次毁于洪水。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六月，又是一场洪水，冲毁了四分之三的戾陵堰。 当年，刘靖之子刘弘率领两千将士，复建河堤，建造石渠，修复拦水坝，整治水闸门，用几个月的时间，恢复了戾陵堰和车箱渠。史料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在修复和改造这项工程时，诸部王侯主动派人助役，许多老百姓也自发到工地参加劳动。 200多年后，北魏幽州刺史裴延儁也重修过戾陵堰，将这项水利工程的规模进一步拓展。 冲毁、重修，再冲毁、再重修，在此后的近一千年里，永定河水循着戾陵堰与车箱渠的脉络流淌，滋养着两岸百姓。 “金口”难开 到了金代，古车箱渠成为了“引永定河以济漕运”的大胆尝试。 事实上，永定河的航运价值并不高。王洪波认为，打通永定河上下游航道几乎不可能。它的水量变化大，夏秋暴涨，冬春浅涩，河水多泥沙，善淤积，河道不畅，还有些河段坡降太大，水流湍急，难以行舟。 那为何要尝试开发它的漕运功能？因为城市的性质迎来了巨大转变。 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改燕京为中都，在辽陪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由此开启了北京成为国家正式都城的历史。 各路、府、州、县聚敛的赋税、粮食都要集中到中都，以满足皇室和庞大的国家机构、官员、军队等对大量财富和粮食的消费。 当时，山东、河北的粮食可以由运河运至通州，为了解决从通州至京师最后五十里的运输问题，金朝疏通了高良河至通州的河道。《金史·河渠志》还原了当时河道的真实情况：“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于是，引永定河以补运河水源不足成为了破局之法。 大定十二年，金朝人在石景山北麓，将永定河挖开了一个口子，并设置水闸，将河水引向北边的麻峪村，利用一段车箱渠故道东行，在半壁店附近脱离故道流向东南，经玉渊潭南折入金中都的北护城河，向东流经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南、北京站南，再向东接今天的通惠河至通州。 没有料想到的是，水通了之后，却无法行船。因西部地势高，水流湍急，并不适用于漕运，所开金口河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反而带来了新的隐患。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三月，宰相上奏称，石景山金口闸的地势比都城高一百四十尺，倘若遇到洪水暴涨，有人要是趁机做坏事，危害极大。而如果彻底堵塞它，原本所种植的稻田便会受到影响，或许可以重建多重水闸，同时在河岸上设置管理防汛物资的官员，以减少祸患。 当永定河洪水直接关系社稷安危时，它所能实现的其他功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仅过了16年后，“金口”便被彻底堵上。 “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金世宗的感叹里，藏着对水路畅通的迫切期待。 不过，失败只是历史的局部注脚。当金口河的闸门落下，人与河流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再开“金口” 金世宗没能想到，自己亲手堵上的金口河，会在元代被再度开启，还成功使用了近30年。 公元1264年，忽必烈下诏建都燕京，仍称中都，1267年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另建新城，他向全国征调工匠，一场大规模建都工作开始了。 “金中都城位于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西南侧，因地势低洼，时常发生水患，不利于大规模地扩建新的都城。”王洪波指出，元大都的规划转而依靠同样是永定河故道之一的高梁河水系作为城市供水，这一水系也成为了大都的生命线。 建造一座新城，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为解决运输问题，元代将目光再度投向了金口河。 “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当时的都水少监郭守敬给予了一度失败的金口河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重新勘察河道的遗迹，让河水重新流通，向上可以带来西山的物产之利，向下可以拓宽京畿地区的漕运通道。 1268年，金口河再次被开掘，负责河渠事务的官员正是郭守敬。他并非简单重复前人所为，而是选择改造闸门，在金口西边预先开凿减水口，使水从西南汇入大河，以防止涨水突然涌入而造成祸患。 这一次，金口河的生命被延长到了30年，在永定河引水史上是空前的，这也意味着它与洪水的斗争持续了30年。 大德五年(1301年)，北京地区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阴雨，永定河水位暴涨，郭守敬怕洪水失控危及都城，最终用砂石和杂土将金口上游的河道完全堵塞。 但金口河并未就此沉寂。元朝末年，又有官员建议开金口河，并开挖一条新河，引西山金口水向东流至通州南边的高丽庄，如此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此时距离郭守敬关闭“金口”已过去40余年。 当时，面对前车之鉴，左丞相许有壬激烈反对，“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侥幸于万一？若一时成功，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他认为如果此水可用，当初郭守敬何必远取白浮之水？ 后来，新河还是在正月动工了，于四月初挖成，因水流湍急凶猛，无法行船再度告终。许有壬口中提到的“白浮之水”则是郭守敬为解决漕运瓶颈的另一种尝试。 由于“金口”存在隐患，1292年，郭守敬主持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通惠河，引白浮泉及西山诸泉先西行再南折，沿山麓绕过沙河、清河河谷，汇入瓮山泊(今昆明湖)，最终经高梁河注入积水潭。这一设计巧妙利用山麓地形，通过分段设置水闸调节水位，既保障了漕船通行，又为大都提供了稳定的水源。 而在河流的另一端则是全然不同的光景。 为了给都城提供建材与物资，永定河上游地区的林木被大量砍伐，所剩无多，加之气候变化，下游河床泥沙严重淤积。到了明清时期，与永定河的对抗也达到了巅峰。史料中明确记载，明代永定河水灾危及北京城的次数高达19次。 为根治永定河水患，清朝将永定河的治理制度化，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康熙帝更是直接赐名“永定河”。然而，到了晚清时期，整个永定河下游河堤越筑越高，成为地上悬河，“永续安定”的美好愿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不止是戾陵堰、车箱渠、金口河，还有更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散落在两岸，构成了一部人与河流对话的开篇。城与河的相处，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征服，而是在持续的互动中，不断探寻着共生的平衡点。 如今，城市依然在永定河左岸生长，而金口河故道上，车流仍旧往来不息...... 【编辑:刘阳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