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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7月11日电(记者 上官云)盛夏时节，湿热难耐。想一想酷热的“三伏天”，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防暑的小妙招？ 细心的人可能早就发现，和前些年比起来，今年的三伏天在天数上有些不一样，网上也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今年三伏天10年难遇，只有30天”。 不过，中国农业博物馆二级研究馆员唐志强认为，这种说法略显夸张，表述不太准确。从2015年到2024年，连续10年三伏天都是40天，之后2025年的三伏天变为30天，这是特例。从更宽广的时间范畴来看，“30天的三伏天”没有这么稀缺。资料图：时值三伏天，福州持续高温炎热，清凉的冰上运动受到许多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三伏天怎么计算？ “伏天”的说法由来已久。“伏”有“伏藏”的意思，寓意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地下。 唐志强介绍，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认为，秋季属金，夏季属火，火克金，因而在炎热的夏季就会“伏藏”一段时间，这也就是平时所说的“三伏天”。 那么，三伏天是怎么计算的？唐志强介绍，“入伏”时间一般根据节气和干支纪日日期相配合来推算，正所谓“夏至三庚入伏天”，入伏的日期要从"庚日"算起。 “十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天干地支两两相配，共计60天一循环。“庚”在天干中排第七，五行中属金，古人便以庚日来计“伏”。 所以，唐志强说，从夏至开始，依照干支纪日的排列，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四个庚日是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 以此类推，如果立秋日及其后两天出现庚日，那么中伏就是10天，否则中伏就是20天。因此，有些年份伏天是30天，有些年份伏天就是40天。 30天的“三伏天”，罕见吗？ 如果说三伏天日期有一套固定的计算方法，那为什么会出现连续好几年三伏天都是40天的情况呢？资料图：书法家为品尝过烙饼摊鸡蛋的居民撰写“过三伏”的福字。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唐志强介绍，夏至到立秋之间的这段时间大概是47天左右，因此夏至日的天干为辛、壬、癸时，立秋的天干是戊、己、庚，这些年份的三伏天是30天。 “比如夏至日前一天为庚日，然后到立秋日开始数末伏，那么就要在47天的时间里减掉三个庚日占据的天数，综合计算，这一年的三伏天就是30天。”他说，对照计算，当夏至日的天干为“甲”日至“庚”日时，三伏天是40天。 唐志强表示，再加上“早夏至”和“早立秋”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种时间上的错位一点点叠加起来，就可能会出现连续多年三伏天都是40天的情况。 他翻阅资料后发现，从2015年起连续10年三伏天都是40天，2025年的三伏天是30天，这种情况确实比较特殊，在最近两百年的时间内也只有这一次。 但就实际情况而言，30天的“三伏天”并不是很稀缺，更不至于总是“10年难遇”。唐志强大概计算了一下，在某个时间段内，“三伏天”是40天的概率是大概是76%左右。资料图：市民接受传统“三伏灸”治疗。 王东明 摄 “最近两百年内，连续多年三伏天都是40天的情况也不多见，早前还有一次是连续8年三伏天都是40天，其他年份，两种天数的三伏天基本都是穿插出现的。”他说。 总之，古人对“伏日”的设定很科学。唐志强认为，过去，人们试图寻找炎热天气出现的一些规律，发现小暑大暑这段时间最是闷热潮湿，便设计出了一套计算方法，将其标定。 “高温、高湿、高热”，这是三伏天的气候特点。它的到来，也提醒人们要注意防汛，同时注重防暑降温，适当吃一些发汗利水的食物，促进体内代谢有效运转。 “直到今天，三伏天的设定对生产生活依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他说。(完)--> 【编辑:曹子健】
中新社悉尼10月1日电 题：在骑行中感知文化中国 ——专访澳大利亚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兼职教授薄国强 中新社记者 薄雯雯 过去六年，澳大利亚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兼职教授薄国强(Roland Boer)的骑行轨迹遍布中国多个城市与乡村。对他而言，骑行为他探索中国开启了全新视角。日前欣闻2025北京文化论坛举行，薄国强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骑行故事开始，分享他在华十余年间学术调研的观察与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骑行对您意味着什么？在中国的骑行旅途有哪些感触？ 薄国强：我一直很喜欢骑行，这是在澳大利亚、德国和丹麦生活时就保持的习惯。作为一名学者，在长时间思考与写作后，骑行能够令我锻炼身体、放松大脑。2019年，我在北京买了一辆折叠自行车，开启了在中国的骑行之旅，至今已在北京、上海、河北、辽宁、湖北等地进行过长途骑行。今年国庆假期，我计划前往山东骑行。薄国强的骑行装备。受访者供图 骑行无疑为我观察中国打开了新思路，这是一种体验中国生活的方式。骑行前我不会做太多准备，有一个粗略的计划，提前看好民宿或旅店，一般每天骑行五六十公里，有时会到七八十公里。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在自行车上的时光总是会慢下来，它能带你去到汽车无法前往的地方，在软件导航下，我会穿过农田、村庄，有时骑行在小路上，有时在主干道上，还会在沿途以各种方式结识不同的人。 今年5月，我花了11天时间在河北骑行，经过了很多村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热情友好的村民。通过在村子里走访、和村民交流，也让我开始关注中国的乡村振兴。实际上，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许多国家都面临农村“空心化”“空巢化”问题。中国从国家层面为此制定了规划，并且正在切实地做一些事，比如一些村子正在大力发展民宿经济。薄国强与骑行途中结识的新朋友合影。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保护与传承？ 薄国强：中文里“文化”一词是由“文”和“化”二字构成，这两个字非常古老，始见于甲骨文，这表明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化”的含义是变化。在我看来，有生命力的文化既要有相对稳定的传承，也要有创造性的转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不断推动文化创新性发展。 举例来说，今年5月我到福建松溪县大布村调研，这是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村庄，有着许多古建筑。村民们采用传统工艺修复古民居，不仅保留了古建筑的风貌，还融入了现代设计理念，使古村落焕发出新的活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传统文化。此外，当地有一位宝剑铸造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他用掌握的古老技艺与游戏公司合作设计打造宝剑，还锻造纯手工茶刀，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这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做法也能够在越来越多的地方看到。 中新社记者：您在对外阐释中国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出版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国人的指南》等著作。对世界而言，理解今天的中国最关键的是什么？ 薄国强：我即将完成一本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书，因为此前这类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用中文发表的，相比之下用英文发表的成果少之又少。我主要做的就是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国际读者。可喜的是，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等出版商正在出版越来越多中国学者著作的优秀译本。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现有的一些英文资料中很多内容并不具参考价值。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很多声称以不同视角探讨中国的英文著作，作者并不生活在中国，内容也难以令人信服。或许是由于语言障碍，这些作者根本没有深入研究过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缺乏扎实、科学的研究。这让我想到一个笑话：如何成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不要住在中国，不要会说中文，不要访问中国，不要和中国人交流，然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不幸的是，西方国家有太多这样的人。 中国正在不断扩大免签，积极提升外国人来华在华便利度。作为一个外国人想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我的答案是，无论你认为自己有多么开放的思想，如果你没有去过中国，那就亲自去感受和体验一下。薄国强在中国骑行时拍下的沿途风光。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今年北京文化论坛的年度主题为“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近年来，可以看到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深刻影响着文化产业，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薄国强：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重要问题。有一些人对新技术的到来感到惧怕，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某种程度取代了人类劳动力，会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我的回答是，所有新技术都是工具。人工智能是一种全新的、高度复杂的工具，但它仍然是人类使用的工具。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我们一直在使用工具，我们只是需要找到高效且创造性使用它们的方法。 中国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一直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今，新质生产力将带来生产关系的适度调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文明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西方文明真正兴起是在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将推动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并为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可能。2025年9月24日，在北京文化论坛“‘深巷好酒’如何‘飘香万里’——区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传承”专业沙龙上，嘉宾大卫·巴拓识(David Bartosch)(左)和薄国强(Roland Theodore Boer)在会场外交流。中新社记者 杨郁然 摄 中新社记者：中澳同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作为澳大利亚汉学家，您认为两国有哪些地方可互相借鉴？ 薄国强：澳大利亚几年前一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文普通话是澳大利亚家庭中使用第二多的语言，仅次于英语。从文化角度来看，澳大利亚与中国早已有紧密联系。在经济方面，中国连续多年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高度互补。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风险与机遇并存。我希望澳大利亚能够更加意识到这种变化，妥善处理好与欧美国家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澳大利亚一方面有着悠久的原住民历史，另一方面又是非常年轻的移民国家。鉴于澳大利亚如此多元的文化背景，我认为中国的“和而不同”理念值得借鉴，既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互相冲突，这样才能让不同种族、民族的人实现和谐共生。(完) 受访者简介：薄国强。受访者供图 薄国强(Roland Boer)，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兼职教授，入选2023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判、宗教批判理论。近年来，薄国强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研究领域，出版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国人的指南》《恩格斯：社会主义治理的基础》《掌权的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治理的历史和理论》，开展“1978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研究项目。--> 【编辑:苏亦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