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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9月26日电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2025年9月26日，纽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李强主席女士，各位同事：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80年前，全世界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打败法西斯，抱着永不再战的理想建立了联合国。 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它的建立是人类对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痛定思痛、摆脱丛林法则的历史尝试，开启了构建战后国际秩序、追求和平发展的不凡征程。80年风雨兼程，联合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人类社会才实现总体和平，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80年沧海桑田，历史的车轮跨越了世纪，人类社会历经电气化时代、计算机时代，已迈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尽管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让世界更美好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回首既往，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宝贵的启示。 第一，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民最热切的共同期盼。纵观人类历史，战争和冲突的阴霾虽然从未完全消散，但任何势力也从未能够阻止人们为恢复和平而奋起、为实现发展而拼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我们绝不能淡忘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过去80年，世界总体和平孕育出全球经济的巨大增长，现在国际社会对推动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进一步壮大和平与发展的力量，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团结合作是人类进步最强大的力量源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峥嵘岁月里，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超越差异、并肩作战，最终赢得胜利。随后80年，各国又继续通过沟通协作，经受住了冷战对峙、金融危机、大流行病等重重考验。这些都证明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团结则共进、分裂则俱损。无论前进道路上有多少困难挑战，只要各国团结一心、精诚合作，就能汇聚起磅礴力量，战胜一切逆流险阻。 第三，公平正义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追求。80年来，从旧殖民体系的崩塌，到现行国际秩序的建立，再到国际法治实践的完善，历史的进程时刻提醒着人们，当强权凌驾于真理之上，世界就会陷入动乱和衰退，当公平正义得到伸张，社会就能走向稳定和繁荣。人类社会若是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就必将面临更多血腥和残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要讲利益，更要讲道义，大国尤其应当如此。惟有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才能让各方权益都得到更好保障。 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都应帮助我们校准当下的方向，以避免步入歧途。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冷战思维卷土重来，历经80年的国际规则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曾经行之有效的国际体系屡遭破坏，引发的种种乱象令人痛心忧虑。人类再一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凡天下有识之士都不禁要问：历经磨难，人类难道不应该更有良知、更加理性地善待彼此、和平共处吗？面对诸如人道主义灾难的种种不堪，难道可以对那些公然践踏公平正义的暴行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吗？对一些毫无底线的霸道霸凌行径，难道应该因慑于强权而保持沉默、逆来顺受吗？先辈们在建立联合国之初的那一腔热血和执着追求，难道就任其在历史的天空中随风飘散吗？中国人常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这次来到联合国总部，当看到大厦前一字排开的190多面各国国旗迎风招展时，当看到历经岁月洗礼却仍然熠熠生辉的“铸剑为犁”、“打结的手枪”等雕塑作品时，当看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工作人员为了人类共同目标通力协作时，我想，这些代表着和平、进步、发展的人、物、景，就是我们纪念胜利的初心所在，就是我们携手奋斗的使命所在。诚然，我们或许不能回到过去，但完全可以创造更好的未来。 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努力推动提升人类福祉。这些年，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特别是这个月初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提供了重要路径。中方愿同各方一道采取协调有力行动，解决更多实际问题，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一是在世界变乱交织之际，我们要共筑和平、共享安全。各国同处地球村，安全上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影响。我们应当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同舟共济应对复杂严峻的安全挑战，以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如果执迷于阵营对抗，动辄诉诸武力，只会让和平越来越远。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上积极劝和促谈，今年还同30多个国家共同建立国际调解院。中国将继续恪守公平公正，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出发，与各方一道探寻和平的最大公约数，为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二是在全球增长乏力之际，我们要重振合作、谋求共赢。封闭自守无法实现持久发展，开放合作才能不断增强发展动能。现在世界经济低迷困厄，很重要的原因是关税大棒、“筑墙设垒”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措施增多，最终是大家一起受损。我们应当更加紧密协作，努力寻找和扩大利益交汇点，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在相向而行中更好相互成就。 中国始终是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这些年，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关税总水平已降至7.3%，连续16年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推动5G、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成果共享，共同培育经济新动能。中国还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遍及150多个国家。当前，中国正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持续向好，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三是在多元文明激荡之际，我们要倡导对话、美美与共。中国人常讲：“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有其独特价值和底蕴，都应当被承认和尊重。抱持所谓“文明优越论”，以意识形态划圈子，只会造成更多对立和对抗。本着包容态度，更多相互交流和学习，就能凝聚更多共识与合力。 中国始终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践行者。和合共生等理念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我们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不搞强加于人那一套。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实施50个文化、文明领域发展合作项目，举办200期专题研修研讨项目，为推动文明对话、促进文明进步继续作出贡献。 四是在新型挑战频出之际，我们要携手应对、共护家园。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要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巴黎协定》有效落实，加强绿色经济国际协作。近年来，人工智能、网络通信、生物制造等科技水平飞速提升，但也带来不少潜在风险。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公平普惠等原则，加快完善相关治理规则，加强全球治理合作，使科技进步更好真正造福人类。 中国始终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负责任参与者。中国坚持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和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前天，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变化峰会上郑重宣布覆盖全经济范围、包括所有温室气体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这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采取的又一重大举措。中国致力于同各国深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外空等领域合作，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次将向联合国赠送“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采集的月壤样品。中方将继续拿出更多积极行动，同各方协力推进相关领域全球治理。 各位同事，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通过改革提高效率和履职能力，呼吁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方将与联合国建立中国－联合国全球南南发展支持机制，并向其提供1000万美元预算支持，还将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上海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历史如潮，大道如砥。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尽己所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一个稳定发展、高度开放的中国，必将为各国带来更多新机遇。一个胸怀天下、勇于担当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坚守联合国理想，弘扬多边主义精神，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断迈进，努力把世界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 谢谢大家！ 【编辑:李润泽】
9月30日起，“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对观众开放。200件(套)文物，以“一脉文渊”“百年传承”“万千气象”三个展陈单元呈现。这些从195万件文物中遴选出的“代表”，它们的时代跨越五千余年，从新石器时代的玉圭、玉龙到晚清的挂屏、瓷器；它们作为历史的刻度，凝聚着时代之精神、至高之艺术理想；它们中的大多数也都经历过破碎、离散、蒙尘、曾数易其手，跌宕辗转……--> 在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这个时间节点，这二百件文物被遴选，首先因为它们是如此技艺精湛、莹润灿烂的个体，其自身的故事是如此动人；而它们汇集展陈于此，更因为在过去百年中，它们中的许多从清宫旧藏到呈现人间，也曾经历文物南迁，身涉万险，这些文物本身，就是历史。 历史往事：宫门徐启，世事更张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永远废除清帝尊号，并命令溥仪“即日移出宫禁”。1925年，在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文物点查验收等工作完成后，“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于10月10日举行开幕典礼，向公众开放，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历史终结。 影视剧《末代皇帝》中以一个桥段深刻反映了这座宫殿和它的帝王历史命运的转变时刻——年迈的溥仪以普通游客的身份买票进入紫禁城，他再次坐上那张曾作为皇权的核心象征而如今已是仅供参观的文物的龙椅。 昔日帝王权力的象征物，如今已是民之国宝。 如展览中的一组“二十五宝玺”，这是清代乾隆皇帝厘定的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的总称。它们密藏于紫禁城交泰殿的宝盘中，一宝一盏，宝玺上神兽姿态各异，这二十五宝玺传至宣统末年，其数量和功用未曾变更。1925年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对交泰殿进行点查，共计登记宝座、宝玺、宝谱等文物58件(套)。 明星展品金瓯永固杯也是如此，金瓯永固杯不仅是清宫元旦开笔的御用之器，成为政权稳固、风调雨顺、国运昌盛的象征。 和这组安静地深藏于宫殿中的宝玺、金瓯永固杯等形成对照的是那组著名的乾隆帝御宝田黄三联玺。 三枚印章由一条完整的田黄石链连接成一个整体，链条环环相扣、灵活自如。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时，在仓皇和混乱中，他舍弃了大量珍宝，却偷偷地将这组小巧而珍贵的田黄三联玺缝在棉衣里，带出了紫禁城，这组印章一直陪伴着溥仪，成为他浮沉一生中少数始终在身边的旧物。1950年，溥仪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他经过思想斗争，最终将这组代表着他过去身份的田黄三联玺主动上交给了国家。 雁翅楼入口处有一对掐丝珐琅太平有象，看似不起眼，但却是故宫博物院首批拥有“身份证”的文物，它和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也要从溥仪离宫讲起。 溥仪离宫后，当时的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专门负责清点紫禁城内廷的文物古董，并选用《千字文》中的一字，作为内廷每一个宫殿的编号。第一个清查的宫殿就是乾清宫，所以编号便为“天”字号，室内物品按照顺序编上数字，这就是最早的文物编号，这一对掐丝珐琅太平有象就是“天字号”文物之一，它们的编号为“天字七二〇”和“天字七二一”。 《伯远帖》《清明上河图》《五牛图》：身世跌宕，故事精彩 在展览中留意展牌，你会发现，有的展牌上写“清宫旧藏”，有的写“南迁文物”，有的则写“留平文物”，这涉及故宫博物院今天馆藏文物的构成和故宫文物南迁的一段历史。 先从“清宫旧藏”看起。“清宫旧藏”特指中国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以及清代皇家苑囿(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等)中累积收藏的各类文物珍品。清宫旧藏有四大核心来源，分别是继承前朝、宫廷制作、四方进贡和帝王收藏与编纂。 本次展览中，如晋代王珣《伯远帖》、唐代韩滉《五牛图》、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大多是流传有序的传世名作，他们或继承自前朝，或由当朝帝王收藏而来，藏于深宫中，因为其原本就是名品，在不同的时代被无数人搜求、追捧，且年代久远，因而极为珍贵。 这些文物每一件都有很精彩的故事。 以《伯远帖》而言，它和《快雪时晴帖》(唐摹本)、《中秋帖》(宋摹本)被乾隆皇帝视为至宝，珍藏于养心殿的“三希堂”内。清朝覆灭后，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大量书画珍品盗运出宫，《伯远帖》和《中秋帖》就在其中。这批文物后被带至长春的伪满皇宫，后流散。 直至1951年，时任新中国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出访途中，得知一个惊人消息：“二希”帖出现在香港，一位抵押人因经济困难，准备将它们卖给一家英国银行，交易在即。在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拨出专款，经过一系列紧张而秘密的谈判，最终以当时堪称巨款的数十万港币，将《伯远帖》和《中秋帖》购回。 本次展览中的明星展品《清明上河图》，最初收藏于宋徽宗内府，北宋灭亡后，流落至金国。元朝初年，被统治者纳入内廷，明代由宫廷又转入民间，后被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藏。明隆庆年间，它重新被官府收没，第三次归入宫廷，万历六年被大太监冯保获得，带出宫外。清乾隆年间，它被湖广总督毕沅收藏，嘉庆时收入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末代皇帝溥仪将此图卷作为赏品，交由其弟溥杰携出宫外，此后曾存放在吉林长春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58年，由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拨交给故宫博物院至今。 现场观看《清明上河图》，还是极震撼的，其色彩之丰富、线条之粗细深浅的变化，远比数字画生动。 文物的回购、拨交和捐献，和文物保护和传承的故事都是一段段佳话。 以同样斥巨资从香港购回的《五牛图》为例，《五牛图》回到北京时，已是遍体鳞伤：画面布满污垢，有数百个蛀洞，纸纤维老化断裂，命悬一线。故宫博物院将修复任务交给了装裱大师孙承枝先生。他用了长达数年的时间，以超凡的技艺和耐心，对《五牛图》进行了“起死回生”的修复，得益于老师傅们的妙手，今天在展厅中的《五牛图》才如此神采奕奕。 值得一说的是，故宫博物院今天的文物规模，也离不开众多捐赠者的慷慨义举。如孙瀛洲先生，在1956至1964年间，捐赠3000余件文物，包括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等25件一级文物；张伯驹先生，捐赠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等22件书画珍品，几乎件件是国宝。 文物南迁：一次文物的长征 如上所述，除了绝大多数的“清宫旧藏”，我们还可以看到展览中的部分展品被标为“南迁文物”和“留平文物”，这就涉及一段独特的历史。 1933年至1948年，为避抗日战火，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将约1.9万箱珍贵文物分批南运、西迁，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公里，绝大部分文物得以完整保存。 我们先直观地从著名的文物——莲鹤方壶看起。 1923年，一对莲鹤方壶在河南被一位乡绅打井时发现，出土后，它们被保存在河南新郑的保管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避免国宝落入敌手，包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在内的众多顶级文物开始了著名的“文物南迁”。这批新郑出土的珍宝，也包括那对莲鹤方壶，也被选中，先后辗转于南京、上海、重庆、武汉等地，历尽艰辛，最终被运抵重庆保存，幸免于战火。 抗战胜利后，文物回迁。关于这批珍宝的归属问题被提上日程。考虑到它们出土于河南，是河南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全部留在故宫(当时的古物陈列所)并不完全合理。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统筹安排，形成了一个“南北分藏，永为纪念”的折中方案，一件调拨给故宫博物院，一件归还给出土地河南。由此，参与过文物南迁的，就可被标为“南迁文物”。 而“留平文物”，和“南迁文物”对应，指代1933年至1948年间，故宫博物院组织文物南迁时，被清点标号，封存北平的文物，如以下两件，就被标为“留平文物”。 南迁的文物最终一分为三——1948年至1949年，内战局势紧张，南京政府从南迁文物中挑选了2,972箱(约60万件)最精华的部分运往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基础；1950年代起，留在南京的大部分文物(约1万余箱)陆续北返，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外，至今仍有约2000余箱文物保存在南京博物院库房。 故宫文物保护的故事在百年中仍在持续讲述，近些年，如宁寿宫、养心殿内檐装修、太和殿大修、故宫及北京中轴线申遗，均为古建筑保护修缮的创新实践，这些内容也点缀于展览中。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编辑:于晓艳】